周总理提醒童小鹏福州军区的东西别拿,童小鹏反驳:拿了也没关系!
1960年前后,北京西花厅,周恩来、童小鹏和一对从福州运来的樟木箱子,谈起了一件看似寻常、实则很有分量的小事。 箱子是龙飞虎托运来的。龙飞虎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,后来担任福州军区后勤方面的职务。那时物资并不宽裕,樟木箱能防潮防虫,保存衣物确实有用。童小鹏认为,这是老战友的一番心意,也是生活上的必需品,收下并不算什么。 周恩来得知后,却专门把童小鹏叫来,提醒道:“福州军区送来的东西,不能拿。” 童小鹏没有马上接受,解释说箱子千里迢迢运来,退回去麻烦,不如按价付款。周恩年却没有松口,只说:“从哪里来的,就送回哪里去。” 这句话听起来很重,却不是针对童小鹏个人。周恩来在意的,从来不只是东西值多少钱,而是这件事会造成什么影响。福州军区的物资属于公家,哪怕送来的只是两个箱子,也不能因为熟人关系转到个人手里。若开了口子,后面就可能有人照着办理,规矩便会失去约束力。 童小鹏只好照办。他把箱子重新托运回福州,又写信给龙飞虎,感谢对方的好意,同时请他以后不要再送东西。一个箱子的来回,折腾了不少手续,但在周恩来看来,这个麻烦必须承担。 有意思的是,童小鹏并非一开始就处在周恩来身边。他原名童大鹏,个子较小,部队里的同志常叫他“小鹏”,这个称呼后来反而成了正式姓名。名字虽小,经历却不简单。 长征到达陕北后,童小鹏进入红军大学学习。离开学校,他到中央军委从事机要工作,负责校对电报。那时机要部门不少同志文化程度有限,童小鹏读过一些书,便成了其中较受倚重的“知识分子”。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,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等人赴西安处理局势。童小鹏主动要求同行,承担译电工作。周恩来认为他熟悉机要业务,适合随行,便同意了请求。此后,两人的工作联系越来越紧密,童小鹏也逐渐成为周恩来身边的重要工作人员。 1958年4月,童小鹏调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,再次回到周恩来身边。这个岗位看似负责文电和日常事务,实际上要处理大量重要文件,也要协调许多具体工作。能在西花厅工作,既需要能力,也需要谨慎。 周恩来的要求,常常落在日常细节里。三年困难时期,工作人员随他外出,不能随意在地方购买物品。地方供应本就紧张,多拿一份,群众就可能少一份。理发、用车、私人用餐等事情,只要属于个人开支,周恩来也尽量自己付费。 类似的事情还有蔬菜。周恩来到杭州开会时,正逢南方蔬菜品种较多,地方同志出于照顾,准备了两筐菜。工作人员知道规矩,起初没有接受。后来蔬菜已经随飞机运回北京,并且开具了票据,大家只好将其交给有关供应点,再由工作人员按价购买。 这件事仍然让周恩来很不满意。他问身边人:“总理和市民,难道不是一样的人吗?” 在周恩来看来,付款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。特殊身份带来的特殊待遇,本身就容易造成距离。即便没有占便宜,只要形成了“首长可以享受更好供应”的印象,就会损害公职人员与群众之间的关系。 童小鹏后来听卫士高振普谈起这些往事,对周恩来的认识又深了一层。周恩来并不是只在重大会议上讲原则,真正能看出作风的,往往是箱子、蔬菜、车费这些小事。越是无人注意的地方,越能检验一个人的自律。 西花厅的生活也并非一味严肃。童小鹏和妻子住在国务院区域,孩子们常在家中写作业。童小鹏性格活泼,和孩子相处并不摆架子。有一次,孩子们嫌他突然回家检查功课,便把一盆水放在门后,关灯躲到床下。童小鹏进门踩进水里,明白孩子们的心思后,便减少了突击检查。 这种家中的玩笑,和工作中的谨慎并不矛盾。对孩子宽厚,是亲情;对公物严格,是原则。童小鹏在西花厅多年,既见过周恩来处理重大事务,也见过他如何对待一只箱子、一筐菜。许多认识,正是在这些细节里慢慢形成的。 2007年,童小鹏因病在北京逝世,享年93岁。按照他的遗愿,家人没有把骨灰长期安放在北京,而是送回重庆红岩。那里有他曾经战斗、工作和生活过的岁月,妻子紫非也与他一同安息。 特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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